徐光蓉 談「核」容易?/ SheAspire編輯部
一九九O年至一九九一年間,台電委託台灣大學大氣科學系,進行模擬位於萬里,離台北火車站直線距離約二十二公里的核二廠輻射外漏時,汙染擴散狀況與自然地形阻擋力之研究,當時以大氣化學專長進入大氣科學系任教的徐光蓉教授,擔任該研究計劃協同主持人,負責量測大氣氣體,「我們在核二廠釋放一種氣體叫做SF6(六氟化硫),以核二廠為中心,在四公里、八公里、十六公里跟二十四公里的半徑上,各放十個同學, 從早上九點到下午五點,每一個小時抽一袋子空氣,春夏秋冬四季節各做了一次,結果我們發現第二個小時的袋子裡面,在新北市與北市交接處的五指山(直線距離約八~十公里),就有我們從核二釋放的氣體,所以在第一個小時跟第二個小時之間就能飄進台北,比我們想像快很多」,同時證實台北周圍的山系,是阻擋不了輻射擴散。這個國內至今非常罕有的核電廠環境安全性評估研究,結果始終沒有獲得官方正視,然而這次研究讓徐光蓉教授,從原本關注的空氣污染開始涉入核電廠相關議題探討,影響著徐光蓉教授二十多年來的環境保護生涯。
從學術走入街頭
一九七八年她台大化學系畢業後,在化學系擔任一年助教,隨即前往美國深造,一九八六年獲得美國匹茲堡大學化學博士,並進入美國太空總署(NASA)噴射推進實驗室工作,從事空氣污染與大氣化學相關研究,一九八八年回台後,「我覺得自己運氣算蠻好的,當時大部份化學所畢業的人,都以純化背景為主,我做的這些大氣研究,是比較應用層面的,化學系比較不需要我這樣背景的人,剛好那時候大氣科學系需要有人瞭解如何分析、量測大氣氣體變化與大氣化學反應,我剛好碰到這麼一個任教機會。」
核二廠的大氣追蹤劑實驗結束後,她一方面繼續原本專長的空氣污染研究,建立實驗室,一方面參與國內外環保團體會議,例如非核亞洲論壇、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議等等,開始有機會進一步瞭解到國內外空污或核電相關發展狀況與問題,並逐漸為台灣的環境運動發聲,深刻感受國內主管機關對於環保作為趨於被動,像是她記得「二OOO年的時候,我們油品含硫量大約500ppm,很早以前我們就向環保署反映,希望中油、台塑能把含硫量降下來,因為歐洲國家早已決定從500ppm降到50ppm,但我記得那時候環保署回應:『中油說好貴』,直到我們加入WTO之後,含硫量才降下來,現在差不多是10ppm。」然而一份責任感使然,她認為有責任不斷嘗試,「要求政府往更好的面向發展,畢竟大部份狀況政府是能力的,只要有意願,其實是可以做得到的。」
(倡議節能減碳的徐光蓉教授)
九敗一勝的環保運動
她所參與的環保運動,「大部份是所謂的抗爭」,難以影響環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,她笑著說:「中外長期參與環保運動的人,很多人會抽煙,因為環保團體大部份的人都蠻泄氣的,真正成功的案子很少,抽煙變成一個解悶。」特別在台灣,環保運動更難成功,有幾個主要原因,「一部分是因為資訊不對等,國內接受與環保相關的資訊,大部份來自官方,環保團體提供的資訊只有一小部份的人接收的到」,其實資訊取得並不困難,「只是我們習慣不去看英文資訊,網路上看到的中文資訊,幾乎都是官方網站的資訊且是篩選過的。」再者,礙於經費來源,環保團體難以長久,「要把環境運動當成職業很困難,流動性很高,所以沒有辦法累積能量。」此外,還有一個重要原因,「東西方環保運動有一個很大的差別,我們比較欠缺同理心,西方社會假如是很有理由的罷工,其他團體還會加入聲援,西方人認為這不公不義的事情,大家就應該要把它矯正,儘管跟自身沒有直接關係,我不去聲援,哪一天我或親友變成是受害者的時候,也不會有人聲援我,反觀台灣,如果發動罷工,很多人會批評怎麼造成我上班不方便,我們比較沒有同理心,在我們參加很多的環境運動裡面,發現只有到真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,當地的人才會起來抗爭,可是從其他地區來聲援的人始終有限。」
一九九八年,拜耳公司終止來台設廠投資計劃,算是她所參與的環保運動裡,難得抗爭成功的案例。一九九四年拜耳在政府大力支持下,計劃在台生產甲苯二異氰酸酯(TDI),製造過程將使用高毒性氣體,環評充滿疑慮且拜耳不願改設安全度更高的機組來運作,引起民眾之疑慮而發起抗爭,歷經四年的抗爭,才終於迫使拜耳放棄設廠離台。若翻開台灣環保運動歷史,在許多大大小小抗爭,諸如杜邦、五輕、六輕、美濃水庫運動、濱南工業區運動、蘇花公路、核電廠、工廠廢水、行動電話基地臺等等環境議題,整體來說,成功的案例確實如她所說的是鳳毛麟角, 但值得慶幸的是民眾的環境保護意識終於逐漸抬頭,只不過政府至今仍以經濟及企業為主要取向,對於環境保護依舊是個嚴峻的挑戰。
持續擴大的核廢料隱憂
「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的核廢料被放到蘭嶼,那是所謂的低階核廢料,依據原能會的定義,除了用過的燃料棒外,全部都是低階核廢料,說實話我認為有的核廢料可能不是那麼低,後來蘭嶼不能繼續存放後,現在都放在核電廠裡,但累積體積蠻大的,於是就有減容措施,也就是焚化,在沒有徵得大家同意或進行環評的情況就燒,體積就變小了,可是更重要的是,這些殘燼,並沒有把放射性物質濾掉就掩埋了,對環境的影響到底如何?」
至於高階核廢料的處理,「到目前為止都是拖著,台灣沒有地質條件可以埋,那該怎麼辦?但問題無法解決前,至少不應該繼續增加。」核一、二、三廠的燃料棒,累積數量超過一萬五千多束,至今皆堆疊在各核電廠的冷卻水池裡,密度高居世界第一,除了有釋放致命高輻射物質疑慮,這些十分擁擠的燃料棒,若遭遇任何外力,或像日本福島核電廠冷卻池失效,都可能導致無法挽回的災變,二OO一年核三廠大停電,就曾造成「冷卻核反應爐的冷卻水一度無法運轉,爐心即將超過臨界高溫,不知為何無法啟動的備用柴油發電機, 在兩個小時多後幸好終於啟動,冷卻水得以循環,才未釀成災害。」既存的核廢料處置懸而未決,若核四續建加入營運,是否有值得討論的空間呢?
(徐光蓉教授參與反核活動)
可承擔的風險?
「誰能保證不會遇到大地震?現在這幾個老核電廠,經不經得起地震?我們在福島事件之後,就曾要求政府真的好好認真檢查現有核電廠,假如要防止像311地震造成的福島災害,我們要做哪些的加強?加強要花多少錢?還是不要繼續用比較符合經濟效益?而新的核四廠,我們應不應該去用它呢?」核四除了同樣必須面對天災的考驗,興建過程讓人們有很大的安全疑慮,「過去核一、二、三廠是美國人統包興建,全程有經驗的專家會進行相關工程把關」,而核四自一九九九年正式動工,採用美國設計,同形式反應爐卻採用不同公司的設備材料,台電自行發包、監工,又變更上千種設計,導致工程工序紊亂,整合複雜又困難,「沒有蓋核電廠經驗的台電決定自己來,基本上是強人所難,只是台電不這樣認為,我覺得信心過高」,難保營運後不會發生問題。
「二O一一年七月我去了福島,雖然是事後過去,但依舊可以看到滿目瘡痍,卡車載著一車一車的廢棄物,四個多月還清不完,到事件發生點附近時,大家都開始帶面罩、穿防護衣,我們都有帶輻射偵測計,輻射劑量都蠻高的。日本政府基本上是刻意淡化,和當地民眾洽談,他們還是充滿擔心的,像是居民會擔心小孩子如果繼續在那附近上學,該怎麼辦?衍生了一些家庭問題,有的家庭爸爸認為既然政府說安全了,福島就應該很安全了,太太認為偵測出來的輻射劑量還是蠻高的,所以想把孩子送到別的地方去,家裡開始產生糾紛,可能就會分散各地,小孩送到別的地方,大人為了生活留下工作,因為政府沒有說這個地方要疏散,我覺得這個事情若發生在台灣,我們不會比日本好」, 台灣在各類型災變演習與應變措施是相當有限的,核安演習更是少之有少。「核電就像塑化劑、毒澱粉,以前我們不曉得食物裡面有添加,只是覺得食物好好吃,平常沒有感覺,就是生活的一部份,可是它真的影響健康,核電廠真的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環境與安全!我不知道怎麼讓大家體認到,雖然生活很忙碌,可是核電這個東西是不是應該花一點時間來想呢?」
缺電嗎?
「我認為不缺電,其實也是根據政府的資料,政府自己公佈的資訊裡面,有一個數據叫備用容量率,指的是夏天用電最高峰的時候,我們還有多少備用或閒置的電?目前有五分之一,甚至四分之一以上是閒置的」, 況且「全年平均來看,大概有二分之一的發電設備是不需要開的」,而「台電預算書裡面,寫著還有哪些計劃中的發電設備,加一加,比我們的核一、二、三、四廠加起來還要大,既然已經有在蓋其他發電設備的計劃,還會缺電嗎?我認為不會」,台電於一九八O年提出核四計劃,經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選址於貢寮,一九八五年因貢寮鄉民強烈反對而暫緩興建,「那個時候應該是核三廠剛開始運轉,當時備用容量率高達52%,剛要運轉就發現電過多,也就是說夏天最熱的時候,還有一半以上的機組是不用開機的」,「核電廠跟一般電廠不一樣,是一旦運轉就不能關,要二十四小時一直用」,在既有的電量與發展中的發電設備,足以支應我們的生活情況下,是否還需要繼續發展新的核電廠呢?
另一方面,國人節約用電的習慣尚未普遍建立。「日本有五十四個反應爐,現在只有兩個在運轉,日本有沒有缺電?沒有缺電」,歸功於日本從上到下,都非常厲行節電,像「今年四月,日本政府還規定每個區域的電廠,都要提出可以節到多少電的計劃。」 反觀台灣,依據國際能源組織(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, IEA)資料,「二O一O年全球個人用電量,台灣名列第十一名,前面的國家是冰島、挪威、瑞典、芬蘭、卡達、阿拉伯大公國、科威特、美國、加拿大,唯一不太一樣的是盧森堡,這些國家多半不是自己產油、天然氣,不然就有很多水力,而我們幾乎仰賴能源進口」,一旦我們確實做好節約用電,不僅有機會減少進口能源成本,相信電力會更加充足。
(徐光蓉教授出席於多哈舉辦的氣候變遷會議)
不只是核四問題?
「我認為台灣的能源問題是很嚴重的問題,不只是核四的問題」,台灣對進口能源依存度超過98%,且依據能源種類,高度仰賴著不同的國家,比如「煤有40%來自澳洲,油主要是沙烏地阿拉伯,核能發電的鈾一定是跟美國買」,連「中油的酒精汽油(再生能源)E3,還是從巴西進口的。」在經濟部能源局自行出版的「中華民國100年能源統計手冊」的資料顯示,「進口能源佔GDP(國內生產毛額)的比例,2009年是10.06%,差不多每賺十塊,有一塊要去買能源,2010年是11.68%,差不多每賺8.6塊,有一塊錢要去買能源,2011年是13.58%,則差不多是每賺7.4塊,有一塊要去買能源。」
對內政府「一直傾向於花很多電的產業」,民生用電平均每度最低二.四九元,工業高壓用電平均每度最低一.八四元,特高壓用電每度最低一.四七元,長期優惠工業用電,為的是降低企業成本,提高企業競爭力,然而依據「中華民國99年能源統計手冊」資料顯示,能源密集工業,譬如紙漿、紙及紙製品製造業、石化業、鋼鐵業等等,「二O一O年用掉我們多少能源?佔總消費能源的三分之一以上,然而對GDP的貢獻度卻不到4%」,二O一三年六月監察院公佈「台電對工業用電補助」調查報告,指出工業部門僅占整體用戶約1.7%,用電量卻高逾五成。
對外採購的能源,「會越來越貴,如何節約能源,發展在地能源,這是一定要走的路,不然以後可能買不起了。現在美國的油裡面,已經超過百分之十是玉米做的生質油,台灣有不少休耕的土地,或許可以想想怎麼運用,德國人推動再生能源時,曾表示再生能源是自己的,不要去在乎再生能源的電是不是很貴,貴也是給自己國家的人賺,錢是留在國內,還會在國內消費,不是給了外國人就不見」,對內能源優惠工業的政策,則有一定的調整空間,我們應該用一個更高、更遠、更全面性的角度來規劃台灣的能源發展。
「不能說我們用意在保護環境,講的就一定是真理,我覺得這樣也是一種獨裁」徐光蓉教授這樣說著,但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能源或核電廠問題,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去瞭解和參與,因為一旦發生核安事件或能源危機,妳我皆無法置身事外,愛因斯坦曾說:「這世界不會被那些作惡多端的人毀滅,而是冷眼旁觀、選擇保持緘默的人。(Albert Einstein:"The world will not be destroyed by those who do evil, but by those who watch them without doing anything.")」,讓我們共同為自己的生存環境與未來,盡一份心力吧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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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影片:徐光蓉教授 - 用同理心看待台灣核電面臨的問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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